深思顿悟

赏窟谒塔

早就知道，游客去拥有735座洞窟的敦煌莫高窟，让看的洞窟极少，A票8座，B票4座，可谓凤毛麟角。

原因，一是莫高窟所在的鸣沙山东麓崖壁，是碎石与泥土混合的土石山，不可能像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那样，全是地道的石质洞窟、石质雕像。莫高窟除了几具大佛像是石胎泥抹，其它全是木胎泥抹雕像；从五胡十六国的前秦建元二年（366年）始建，至今（2021年）1600多年岁月销蚀、人为毁坏，已不少破损。大量洞窟须修补及修复，不能开放。二是敦煌学享誉世界百年，中外游客众多，只能分流——有人看这几座洞窟，有人看那几座洞窟。

这次到莫高窟很满足，不是因拿到了A票，比B票多看了几个洞窟，而是特别想看的看到了，那就是第“016-017”窟（门楣标识）。

这一洞窟，即清朝光绪廿六年（1900年），住持莫高窟的王圆箓道士（原籍湖北麻城，为生计流落甘肃，皈依道教)，意外发现藏经洞的地方——上世纪（20世纪，下同）五十年代上小学时，初次听老师讲敦煌佛窟，就得知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，大量文物流散到国外，敦煌学由此走向世界——这座从七八岁就引发兴趣的藏经洞，年过古稀，终于得见，夙愿实现，当然欣慰。

“016-017”窟是莫高窟面积最大的洞窟，达268平米；位于王道士所建三清宫道观正西约20米处。唐大中五年（851年），由当时敦煌最著名的高僧洪辩法师主持开凿。现今外廓有三层木构瓦檐，所以，此洞窟也叫“三层楼”，是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主持修建。洞窟内，新式环保照明灯映亮的佛坛上，塑像为居中跏趺坐一佛，两列站立两弟子、两胁侍菩萨；佛前四尊形体较小的供养菩萨，分别双腿一屈一跪于各自小莲花座上。我们进去时，佛像右臂一侧胁侍菩萨搭着维修铁架——大修期间让参观，殊为难得。

进洞窟时因光线骤暗，身边漆黑一片，目光一直注视前方甬道尽头明亮的佛坛，难以它顾。当转身离去，讲解员开启甬道中部北侧的藏经洞照明设施，讲到这就是一百多年前王道士意外发现的那个藏经洞时，才惊喜连连，专注地细细观看——

藏经洞面积约七八平米，编为“017窟”。北壁前，开窟的洪辩高僧跏趺坐塑像面南，恰对着南壁小门。其背后两侧有执扇比丘尼、握杖侍女及两棵菩提树壁画，西壁嵌有大中五年洪辩告身碑一通。此洞的惊世价值是，在宋代（11世纪）封存时，里面藏有讫晋至宋（4世纪-11世纪）七百多年间历代经卷、书画、法器和其它宗教、社会文献等文物近六万件——“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典当买卖契约，涵盖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学、史地、医药、科技、民族、宗教、艺术和百姓生活等各个领域。而且还有古汉书与龟兹文、粟特文、梵文、突厥文，回鹘文，八思巴文，契丹字，女真字，于阗文，古藏文等中亚和少数民族文字。藏书中汉文文献约36000件。藏经洞出土文献文物年代古老，数量惊人，举世罕见”（引号内文字来自讲解员，谨致谢忱）。

毋庸讳言，从这座藏经洞惊世百多年来，提起王圆箓道士，各界臧否有加，大都把敦煌文物的流散国外归咎于他；有的知名学者还以他的墓塔起笔，对之挞伐，显失公允。

历史的真实情况是，王道士在1900年意外发现此洞后，虽然不清楚那些藏品堪称国宝，但也知道有一定文物价值。他及时带着有关文物，两次徒步到50里外的县衙，先后向两任知县禀报洞内宝藏，请示官府定夺。前任知县严泽竟把经卷、古书当作发黄的废纸，弃之而去。后任知县汪宗翰（进士出身）虽曾来到藏经洞察看，但也只发话让王道士继续看管好藏经洞，走后再无下文。

两任县官不管，王道士仍未放弃责任。他用毛驴驮上两箱洞内藏品，孤身上路，风餐露宿、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，“千里走单骑”般到800里外的肃州（酒泉），面禀道台廷栋（镶黄旗人，州级地方长官）。谁知廷栋也是甩手掌柜，只翻看几眼手写经卷，说道上边的字不如他写得好，便打发王道士回去了事。此后，几任甘肃官府大员得知敦煌藏经洞之事，对文物的收藏、保护都置若罔闻，不举一措。王道士无奈，1904年斗胆给“老佛爷”（慈禧太后）写信禀报，但当时已内忧外患的清廷也毫无反应。可见，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，为保护保管藏品，随即不顾艰危、三番五次向官府直至清廷报告，尽其可能作了最大努力。

而各级官府直至清廷的不管不顾，只能使人感到藏经洞内的藏品没啥价值。接连碰壁的王道士虽然心灰意冷，却仍尽心尽力看顾、保管洞窟及藏品。并用化缘、筹措的资金，继续雇人清沙扫尘，整修其余洞窟。还为藏经洞所在的16-17窟建了三层木构瓦檐。足见他心系洞窟守护，任劳任怨的难能可贵。

不妨想一想，一百多年前，风雨飘摇的神州，蛮荒辽远的西北，官府与清廷毫不在意的佛窟，几亿国人中哪个换去王道士的位置，能像他那样为藏经洞文物的命运，做他那样的努力？

清廷与各级官府冷漠，此后藏经洞的命运就世人皆知了。当时欧洲诸国在文艺复兴运动后，普遍思想解放，对世界各种文明成果兼收并蓄。有不少研究世界文化又具有探险精神的人陆续沿丝绸之路走向东方。1907年，英国籍犹太人斯坦因成为第一个经过帕米尔、翻越喀喇昆仑山、跋涉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敦煌的外国人。随后几年，法国人伯希和以及日本人、俄国人、米国人等先后到敦煌，都在官府视而不见，王道士被他们巧言说动下，用一定重量的银子，“换”走了大量藏经洞的文物。

清廷是在这些外国人运走的文物先后在京城和国外展出，举世瞩目后，才于1910年下旨，将藏经洞所剩不及六分之一的文物运至北京收藏。一路押运者并不经心，沿途官吏趁机索取、偷拿，又流失不少。

讲解员还介绍道：藏经洞及敦煌文物流散到国外的达五万余件，现国内仅八千余件。

藏经洞文物下落如此，罪责在谁？

显而易见，掌控国柄的清廷和各级官吏，在一次次接报藏经洞文物后，漠视不管，怠政渎职，放任自流，才真正是罪魁祸首。文物到了外国被当作瑰宝，又悔不当初，转而归咎王道士，如此欲加之罪，一不客观，二不公正。当年喊天不应、呼地不灵，孤守大漠荒窟的一介贫道法真（王圆箓道号），不应该也承受不起重大罪责。作为半路皈依的道士，他不懂佛教，又识字不多，对佛教经卷及佛教器物、字画等不甚了了；多次禀报不被重视，致文物流散国外，应属失误。罪在腐朽的清廷和官府。

还应了解，王道士一生未婚，没有子嗣；远离故土，独居敦煌，到老都衣食简约，没剩余财。作为清末民初守护莫高窟第一人，他手中的银钱没有据以买房置地、私用糜费，大都用于整修佛窟、扩建三清宫、新建古汉桥等设施；他最后主持修建的096窟九层木构瓦檐（莫高窟标志），在其1931年82岁圆寂时已建起五层；数百洞窟的千年积沙被清运，塑像完整现身。王道士功不可没。

若再看莫高窟随后不断的厄运，真令人揪心。较大的遭遇有：俄国1917年后，白俄残部阿连阔夫等500余人，被从新疆押送敦煌；1921年6月，当地政府竟以确保敦煌治安为由，将这500余人安置在莫高窟中；他们在洞窟中吃喝拉撒睡五个多月，佛像、壁画等大受破坏。1930-1940年代，军阀马步芳的部队曾进驻莫高窟当兵营，日常损毁无算；这些匪兵为寻找文物、法器等卖钱，撬佛坛、剖佛像、刮壁画金粉等，莫高窟惨遭蹂躏。上世纪史无前例的“十年”时期，曾有一批“革命小将”秉承江“旗手”：“敦煌艺术没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，敦煌艺术是精神鸦片！”的煽动，继打砸曲阜孔庙孔林后，向敦煌扑来；当时，莫高窟的管理者和专家学者们均已被批斗，大都关进牛棚；危急时刻，幸有当地驻军奉命守卫，向“小将们”出示上级电令，进行劝阻，才使莫高窟躲过一劫。

假如藏经洞文物一直在在17窟存放（藏经洞文物若是没有被运至国外被当作瑰宝展出后，引起清廷重视，清廷不会下令将剩余文物运送京城收藏），能躲过后来的劫难吗？显然不能。

于今聊可平复心绪的是，国外的这些藏经洞文物，一百多年来，大都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博物馆、图书馆保存尚好；由此引发的一门世界性学科敦煌学，至今方兴未艾。

走出莫高窟参观区，我记挂着王道士的长眠之地。在地导张先生引领下，我参谒了刚修葺一新的王道士墓塔。那是一座高约4米的佛教覆钵式塔刹，比附近所有的墓塔都高。墓志嵌于南面碑龛，内容是其生平，上面就有对王道士“改建三层楼、古汉桥，以及补葺大小佛洞，积卅余年之功果，费廿多万之募资，佛像于焉庄严，洞宇于焉灿烂，------，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，尚未观厥成功------”的铭记。视线从墓碑挪移，新建的占地5千多平米，展示当今敦煌文物保护研究成果的“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”大厅，就在墓塔东邻，仅一路之隔，游客进出都会经过墓塔。我想，这是实实在在地无声告慰发现藏经洞，从而举世开启敦煌学的王道士。

转而再看王道士墓塔碑顶“功垂百世”四个大字，应是对他盖棺论定。这也是我此番敦煌之行后，心中对他的定评。（全文完）

（参看《同舟共进》2015年第5期，2012年2月21日《兰州日报》。）

 图15、王圆箓道士墓塔。

图16、王圆箓道士墓塔碑铭。

 图17、王圆箓道士墓塔与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”大厅。

 图18、我在拍摄莫高窟外景。

图19、第055窟。

 图20、南部洞窟。

 图21、九层楼，即096窟，内有莫高窟最高佛像，高达35·5米。

 图22、第096窟门廊。

图23、第096窟弥勒佛像高达35·5米（感谢网络图片；近处不许游客拍摄，站门外无法拍摄佛像全貌）。

 图24、莫高窟大牌坊，题额：石室宝藏。

 图25、世界文化遗产、世界地质公园莫高窟刻石。

图26、王圆箓道士照片（感谢网络图片）。